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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材杂志:宋志平:我的改革心路(一)
 
时间:2018-04-19     作者:  
 

编者按: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也铸炼了一批勇于担当、理想闳阔的企业家。这些锐意进取的企业家,作为改革无先路可寻的探索者、先锋官,视觉敏锐、勇往直前,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成就。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宋志平,就是这其中的一位。他1979年入职,从一名普通技术员做起,一步步成长为央企负责人,并带领两家央企进入世界500强之列。作为改革开放40年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他的个人经历也正是这一段波澜壮阔改革历程的缩影。宋志平董事长受邀用四个半天,给《中国建材》杂志记者讲述了他近40年的改革故事和心路历程。杂志计划从2018年第4期开始,长文连载,共同分享他的改革岁月。










导读 :

>>进入市场:从北新开始、向西方企业学习、做市场推销员、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以人为中心:员工最重要、让员工有归属感、日式管理对我影响很大、让员工经常看到你

进入市场

       我的经历其实比较简单,企业生涯将近40年,主要在北新建材和中国建材工作,中间兼任国药集团5年的董事长。在国药也是通过改革让国药有了大的发展,我上任的时候国药是360亿元的收入,离开的时候已经有2500亿元的收入,去年国药做到了3500亿元的收入。我们对改革都充满了感激之情。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应《中国建材》杂志邀请,以改革开放为主题,回忆在北新建材和中国建材集团的经历,给大家讲讲企业改革开放40年的故事。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宋志平给记者讲述40年改革故事

从北新开始

       我是1979年秋天来到北京的,是乘着改革的东风来到了北京,参与和见证了中国建材企业近40年的改革开放。当年来的时候是一位年轻的大学生,现在是一位央企领导人,在自己的领导下,中国建材集团的企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既是改革的参与者,又是改革的见证者,由我来给大家讲这个故事,自己也特别高兴。

       故事还是从北新建材说起吧。北新建材的前身是北京新型建筑材料试验厂,是国家建材局的直属单位,于1978年建立。当时发生了两件对北新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次会议揭开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领导人决定重点抓企业改革,并将其作为振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组成部分。第二件,就是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8月视察国家建材局在紫竹院的新型建筑材料示范房屋。听取汇报的时候,他提出要尽快把新型材料厂建起来,要大规模生产,他说的新型材料厂就是日后的北新建材。

       小平同志一锤定音,认为中国要想大力发展住宅产业就一定要把新型建材做起来;同时他还提出,要把新型房屋做起来,“新型建材的质量要做好,开始可能价格会贵点,但是等到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后就会便宜。”他说要用新型建材盖房子,将来也让农民都住得起。邓小平同志确实是一位高瞻远瞩的伟人。后来北新建材的厂庆日就定在了小平同志来视察紫竹院新型房屋的那一天,以共同缅怀和感恩小平同志对企业的关怀。

1979年8月,邓小平同志视察国家建材局在紫竹院的新型建筑材料示范房屋

       对北新建材而言,它的诞生就是改革的产物,而且它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催生出来的企业。回首往昔,北新这40年的确是一路改革过来的,是我们国家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缩影。无论是北新建材,还是中新建材,抑或是中国建材集团,都是一直在延续着改革的路程。如果没有改革,可能就没有现在的北新,也没有现在的中国建材。

       最近我参加了北新建材的2018年营销年会,公司2017年营业收入110多亿元,税后利润23.4亿元,市值500亿元左右。北新建材在全国有70多条生产线,是全球最大的石膏板厂和新型建材厂,这些成绩的取得都得益于改革。中国建材这些年也是靠改革发展起来的,在15年前国资委刚成立的时候,中新集团更名为中国建材集团。这15年里,中国建材的营业收入从当初的20多亿元发展到去年超过3000亿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建材制造商,这也是得益于改革。

       改革开放对国有企业来讲,当时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改革,解决长期在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怎么走向市场的问题。二是开放,解决长期封闭的企业,怎么引进世界先进技术,提升技术水平的问题。

       北新建材也正是从这两件事开始的。北新建材的新型建材中,石膏板、岩棉板等建筑材料的技术都是从德国、瑞典等发达国家引进,当时小平同志答应拨款3亿美元来支持北新的发展。1978年,国外全套技术引进的谈判在二里沟进行,有不少国家竞投,最后石膏板技术我们选定从德国可耐福公司引进,岩棉技术选定从瑞典的融格公司引进。新日纺等日本公司也参与了岩棉技术的投标,不过最后我们选定了瑞典公司。

       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国内对于发达国家的技术、企业管理、市场等都怀着非常新奇的心情。我经常在国家建材局听一些专家出国回来后做的报告,比如参加吴德茂等同志的报告会。那时候真是思想解放,每天都有新奇的事情发生,那真是改革的春天,改革的时代。

       从北新的技术引进来看,我们不仅是引进了当时西方的一些技术和装备,同时也进一步了解了西方的企业管理和市场规则,这给后面北新的改革奠定了非常好的思想基础。北新建材正是通过开放促进了它自身的改革。

向西方企业学习

       到北新工作一年之后,我被公司选派出国,1980年9月到瑞典、南斯拉夫等地进行学习,前后几个月时间,一路上有不少的见闻。我当时是技术员,很年轻也很好奇,经常提一些问题,国外学习的这段经历对于我后来的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斯德哥尔摩第一次见到超市,觉得很新奇,推个小车,什么东西都可以从货架上拿,最后一起结算。国内当时还是凭票供应,这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给我思想上带来很多撞击。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后来去插队,上大学。因为年轻,学习新事物很快。我比较喜欢看书,爱好文学,父亲是一位政工干部,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他认为孩子都应该学技术,所以我就开始学技术,这与我父亲的决定和影响有关。

       改革开放是从对外开放开始的,刚开始的时候比较多的是引进技术和装备,解决当时技术落后的问题。1978~1979年的时候,我国的建材工业非常落后,全国没有一条1000吨以上的水泥生产线,都是立窑和湿法生产线,新型建材更是这样,当时只有大红门的300平方米小型的石膏板生产线,在太原有很落后的矿渣棉生产线。大规模地从西方引进技术和向国外的学习加快了我们国家工业化的步伐。当时国内外差距太大,我们必须引进。现在中国的石膏板、水泥在全球工业技术和成套装备水平都是一流的,40年前我们买的是跨国公司的设备,现在大部分是国外来买我们的设备,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大规模的引进不仅解决了技术上的问题,也解决了企业的问题。当时我们的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下的企业,对西方企业一无所知,1980年,我到欧洲学习,到企业调研,才知道他们的经营和管理与中国都不一样,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到沃尔沃公司去,当时他们都是开放式的大办公室,每个办公桌上都有一台大电脑,公司的立体备件仓库都是用电脑控制的。我们国家30年后才到达那样的水平,可以想象当时我是多么惊讶。我开始对西方市场经济有了一点儿理解。

       我记得瑞典人当时还安慰我说,宋先生,我们60年代买牛奶也是排队的,只要你们现在按照改革开放的思路好好干,你们不久就会像我们一样。当时不太相信,总觉得他只是在安慰我们,心想那怎么可能?!那个时候在中国买什么都是凭票供应的。改革开放带给我们最初的是一系列的冲击,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和我们过去脑子里定位的情况有着巨大的差别。

       引进后就开始装设备试车了,试车过程从欧洲德国和瑞典来了很多专家,我当时在岩棉车间做技术员,经常和他们一起工作,这期间也是我向他们学习的过程,对我影响很大。他们的技术人员非常敬业,而我们的工人却比较懒散。有一个德国人说,你们工人挣的太少了,以这点收入而言,就不应该干什么;反过来,以你们干的事情而言,挣这点钱也可以了。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但也折射出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差距。

       当时引进德国和瑞典的这些“自动化”装备,都是继电器逻辑控制、伺服马达执行的体系,与现在电脑软件控制的“全自动化”还不一样,但是在当时已经算是很先进的技术了。学习这些东西,对很多技术人员来讲都是一个挑战。经过认真学习,我们还是把这些先进的设备逐渐地弄通并掌握了。这段学习经历对我而言,也非常的重要。

 

1990年,龙牌产品订货会

做市场推销员

       北新很有意思,它的诞生与改革开放非常有缘,后又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成套装备和技术,是一个比较早的理解西方国家的技术与市场经济的企业,技术装备的引进打造了北新建材坚实的基础。

       说完北新的技术引进,再说说它的市场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我国市场化改革就循序渐进地展开了。农村改革,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散人民公社。城市改革,是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中间还经历了商品经济这个过程。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按计划生产,按计划销售,一年需要多少煤,需要多少钢材,做了计划报上去,批完后,到时候按计划生产,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这就是计划经济。

       北新的产品从投产开始就没有在计划中,当时的水泥、玻璃、建筑陶瓷都是在计划里,北新买的原材料也是在计划里。北新想要烧好煤,但是因为煤紧张,指标里没有优质煤,那就只能烧低质煤,北新石膏板的生产炉是世界唯一一座烧低质煤的炉子。产品生产出来后,新产品如石膏板、岩棉这些产品的销售也没有计划,没有单位计划需要这些新产品,怎么办?只能迈向市场。所以,北新也是国有企业里最早迈向市场的。

       北新最初要做60万平方米的房屋,就是今天所说的装配式建筑。那个时候行政是条块分割,我们是国家部委的工厂,而北京市是地方的,接受不了这套房屋体系,所以在北京只做了几栋建筑。和现在相比,当时做的房屋的确也不够好,构件整齐度没有那么好,房屋出现一些缝隙,会漏雨漏风,用沥青堵上,外面很难看,当时的技术没有现在这么好。

       北新是一个很特别的企业,新产品的生产与销售都没有纳入到计划中,那就只能学习西方企业,靠自己销售产品。了解到岩棉保温产品在石化企业和造船厂能用到,北新就通过推销供应到那儿,哪儿需要就去哪儿。在今天看这件事很简单,但那时这个弯子很难转。

       北新为此成立了推广部门,专门推销产品。从车间里抽调了很多年轻的男女职工出来,都是20多岁,我给他们上课,教他们产品的性能,翻译一些图纸供他们学习,武装这些年轻人。当时购买我们产品的大多是专家,推销员说不清楚,所以作为技术员,我说我来和他们说吧,我来做推广吧。从技术员转做推销员,并不是我多么地喜欢推销,而是那么多产品就堆在那儿。一个月生产一个礼拜,其他时间干什么呢?应该去推销,把市场打开。

       我在沃尔沃参观的时候,发现沃尔沃公司里的推销员拿出来的名片都写着自己是硕士,对我冲击很大。我读完大学,当时就想做技术员,做工程师,但是眼看着产品卖不出去,怎么办?想起沃尔沃都是硕士做推销,那我为什么不能去做呢?很多人认为只有没有文化的人,只会动嘴皮子的人才会去做销售员,大家很看不起这个差事。不像现在,现在大学毕业,问干什么工作的,都会说是做营销的。我从做销售到厂长差不多做了10年,1983年开始做销售工作,这个过程里面也做过科长、处长,做了7年副厂长,10年来就是从事销售工作。

       我们的改革是渐进式的,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北新首当其冲,我们每到一个单位去推销,很多是建材供应站,去了以后人家会问,小伙子,什么产品?说说吧!

       有水泥吗?没有。有玻璃吗?没有。有铝材吗?没有。钢材呢?也没有……人家听完很纳闷:那你推销什么呢?当时去推销这些新产品很困难,但那都是一种人生历练。

       北新推开的第一个产品是岩棉。最早叫矿渣棉、矿棉,老厂长王健行认为不能叫矿棉,叫矿棉就和太原矿棉厂的矿渣棉混淆了,当时的矿渣棉只卖几百元一吨,而我们的新产品厂长要卖2000元一吨,而那时岩棉成本只有500元左右。大家起了一个新名字——岩棉,现在岩棉也都叫开了。我记得合同书上还叫矿物棉,厂长要求一定要改成岩棉,老厂长确实很有眼光。两件事情促成我们必须要改名字,一是表明我们和国内因质量差而烂了街的矿渣棉是有区别的;二是重新定价,表明我们是进口装备做的全新产品,价格必须是全新价格。

       岩棉打开市场主要从两个地方开始,一是造船厂,造船厂大量用岩棉,国内当时已经开始给国外造船,造船厂用的保温材料就是岩棉;二是当时中国引进了很多乙烯炼油设备,这些设备在国外用的都是非常好的保温材料——岩棉,所以燕山石化、大庆等很多炼油厂、石化厂都买了北新的岩棉。那一轮我们的岩棉卖得不错,很快推开了市场。岩棉的防火性能特别好,是一种不燃产品。在1980年出国之前,我专门到四川消防研究所,去测试岩棉,拿到了不燃证书,有了这个证书才能被船厂使用。 

       1985年的时候,岩棉就开始供不应求,但是当时的石膏板是堆了一仓库,试生产的产品在库里面卖不出去。那会儿房屋的隔墙都是用砖头,大部分人还不知道石膏板,知道的又觉得石膏板不结实,对石膏板有很大的偏见。北京市主管建设的一位领导在大会上说,石膏板做得隔墙小孩撒尿能冲个洞,两口子打架一拳就能把对方打到另一个屋里。实际上,石膏板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石膏板的推广工作遇到很大困难,但也得继续推广。

1994年,庆1250师大干一季度实现开门红

       最近见到北京建筑设计院院长,我和他说,我当年每个礼拜都要去南礼士路的北京设计院,里面每个室的主任都认识我,我在那里做过推销。改革开放后,城市里建了很多楼堂馆所,来北京旅游的外国人越来越多,要建很多旅游饭店,这些旅游饭店的建设大多是外资投资的,他们就使用石膏板。第一个大量用石膏板的就是长城饭店,它是美国人设计的,长城饭店的人说,美国的设计师没有了石膏板就不知道怎么做。就像今天中国的设计师一样,如果没有了石膏板,他也不知道怎么做。我记得长城饭店美国的设计师在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带领下,到了北新看完生产线,他们感慨地说,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好的工厂。北新都是进口设备,让他们很吃惊。

       后来我们把长城饭店美国人做的很多节点图都拷贝下来,送给北京设计院参考,北京设计院在建设昆仑饭店时就是用的我们提供的图,使用了大量石膏板。随后在北京全面打开,各个设计院都用我们的图,石膏板市场一下就推开了。

       石膏板也好,岩棉也好,怎样才能向全国推广呢?当时国家出了一个可以搞各种经济联营的政策,于是我主持在全国搞联营销售公司。因为龙牌是北新的产品品牌,于是就在联营公司的名称中都加了“龙”字,后来统称小龙公司。最开始是在深圳、上海等开放城市设立小龙公司,后来,在全国30多个城市,成立了小龙公司,选择有销售实力、有仓库、有商铺的合作方,合作单位有国有的、有集体的、有外资的,也有个体经营者,形成了全国范围的产品销售网络。等于从个人战转变成为阵地战。以前的老厂长王健行还告诉我,企业要有与人分利的思想。我也认识到,不论是搞联营还是经营,让利给大家,共享一个市场,大家才有积极性。就这样北新的产品销到了全国各地,为后来北新在全国建厂,从一个北京企业成为在全国布局的企业,打下了基础。

       北新进入市场是被迫的,它比一般的国有企业都早。后来随着改革开放放开物价,很多企业不适应,但是北新很适应,因为北新从来没有享受过计划经济带来的好处,没有吃过偏饭,一天也没有享受过。市场越来越开放,北新就越来越适应。

       无论是北新,还是中国建材,都是非常市场化的企业,市场化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是来源于北新的产品都是一路推销过来的。后来石膏板是从沿海开放城市开始推向全国的。我们国家沿海当时有十几个开放城市,从北京用火车运到深圳、广州、厦门等,这些城市用量比较大,市场从南向北铺开。北新比较早的就在深圳、广东这些地方开始销售,我一年要去这些地方很多次,也比较早地借助了深圳这些改革前沿城市的市场力量。我第一次去深圳是在1983年,当时深圳还很小,有点像现在的小县城。那时候深圳开始到处有工地了,就去那推销。

       给北新带来影响的,还有就是它和改革开放前沿的这些城市的市场联系在了一起。很多干部们都要跑到那去,虽然那时候在北京上班,但北新的干部们都知道深圳,把产品卖到深圳,对干部们也产生了早期市场改革的影响。

       回想我最初的市场意识,来自于几个方面。一是我24岁时,就到欧洲学习,后来也去过美国、加拿大、日本参观学习,到香港、新加坡、雅加达等地参加展览会,从海外市场了解到了先进的市场意识和观念。二是去做推销员,后来做了销售副厂长,也是一天到晚跑市场,到广东、珠海、深圳、厦门这些沿海城市,接受了比较早的市场经济,对我影响也挺大。第三,喜欢学习,喜欢读书,从书中找答案。做销售员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市场经济的书,去香港买了好几十本销售的小册子,全是怎么做销售的,每次出差带着一本读,非常有收获。对中西方市场的感受,多年销售的体验,加上持续不断的学习,都对我较早形成市场概念和较强的市场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记得一次去前苏联参加展览,就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奥运村,当时正值苏共二十八大,电视上天天播出辩论,街上都是些标语口号,就是戈尔巴乔夫搞所谓公开性的那个阶段。印象特别深的是,苏联各部门的效率非常低下,一方面从宏大精美的展览馆、建筑、年代久远却富丽堂皇的地铁设施中看到往日的辉煌、劳动者的创造力和干劲,一方面看到当时苏联轻工产品和生活用品等商品非常的匮乏,整个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人们对生活的意见非常大,标语写着:再也不能这么活了!计划经济、官僚体制带来的苏联的衰败,给我非常大的冲击。当时深切感受到,计划经济这种传统的东西是做不下去的。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把改革一锤定音,从此中国的经济走上了一条快速改革的道路,才有了后来的繁荣。与前苏联对比,更能感受到中国改革道路的正确。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改革是个苦差事,没有人愿意改革,改革都是被迫的,也是倒逼的。我当销售员也是如此,不是我喜欢销售,而是心里想着要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如果说是有一种思想在引领着我前进,我想那应该就是这种爱学习的精神与责任感吧。

       中国建材和北新走到今天,市场是第一位的。最近我和1300名销售人员讲,北新是一个把客户放在第一的质量上上的企业,客户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生命力,就是我们生存的价值。这些话很多人都会说,但是对我而言,这些话是一种深刻的理解,不是简单的漂亮话。“质量上上,价格中上”,北新一直坚持多年,企业做得不错。这八个字,也是我的价值观。

       把产品质量做好是前提,另外还不能盲目杀价竞争。质量是需要成本的,只有质量上上,价格中上才能做好市场。这是漫长的时间里反复考验出来的东西,也是我的深刻体会。无论是北新,还是中新,在改革开放里都是比较早进入市场化的企业,知道这点就能理解中国建材在市场里为什么会有一些自己独到的观点,因为它对市场的理解比一般企业更深,它具有完全市场化的想法。

       北新当时是行业标杆,去企业参观的人很多。北新有进口设备,是新型工厂,产品用途广泛,大家都很喜欢。北新是改革开放引进技术的企业典范,同时又是比较早,或者说是最早进入市场的一家国有企业,而且成功地进入市场。岩棉、石膏板都成功地打开了市场,其他很多企业并没有打开市场。市场不相信眼泪,只有生产的产品质量好,会推销,产品才能打开市场。市场化以后很多企业不适应,当时有句话叫“不找市长找市场”,意思是不要一有事情就找政府。那时候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思维方式是等、靠、要,反正有困难国家得帮忙,因为是国家的企业,国企员工也普遍是这种意识。但北新没这么想,这是北新的又一大特点,这种特点奠定了中国建材日后也走向市场化的深刻底蕴。

投产的北新建材太仓年产3000万平米石膏板生产线

       我做了10年销售,做得很好,但做厂长时工厂遇到了问题。工厂建立之初非常漂亮,但在1993年,企业经历了十几年运营之后已是千疮百孔。国有企业原来的体制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在这种体制下,员工工作热情不高,企业很容易出问题。产品虽然卖得不错,但生产却跟不上。石膏板生产线的设计产能是一年2000万平方米,但是只能生产出600到700万平方米,连一半都达不到。最初以为是德国人骗了我们,但是后来证明并不是设备的问题,而是职工们的积极性不高,在操作上出了问题。

       我是1993年1月16日上任当的厂长,没过几天春节就到了。以前每到春节我们一家人就会回石家庄和父母一起过节,家人在一起总是欢声笑语,其乐融融,但那年春节却是一个例外,因为我整个春节6天假期都很少说话,让一家人都高兴不起来。对我而言,新的一年有太多的未知。我的母亲十分善解人意,她也最疼爱我,看到这样就劝我不当厂长了。我跟母亲说,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还有好几千职工等着我呢。 

       其实,1991年底中新集团总经理就和我谈过话,要我考虑担任北新的厂长,但是我当时确实非常的犹豫,因为我觉得那副担子太重,希望原来的厂长继续做厂长,所以就委婉地拒绝了。但还是有消息传出来,一些同志认为我年轻气盛非常想做,其实我有不少顾虑,不大想做。在1992年春节前的联欢会上,我给大家唱了一首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当时刚流行卡拉OK,这首歌正红,里面一句歌词反映了我的心境:“怕自己不能负担对你的深情,所以不敢靠你太近。”我唱的你不是指女孩子,而是指厂长那个岗位。

       1992年,工厂的情况变得更加艰难。于是1993年初,上级单位明确由我出任厂长。

       后来也有领导对我说,当时工厂困难,找个厂长不容易,上边没人愿意下去,下面选又担心做不好。之所以选择你,是因为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小宋是一个热情乐观的年轻人,当厂长不会给中新集团添麻烦。这个判断真的对了,那些日子我每天凌晨4点就醒了,一门心思想工厂的事。做厂长的10年里,我没有一次跑到上级那儿找麻烦,都是自己的困难自己面对。

       6天假期后我就回到工厂上班,第一件事就是集资。当时企业资金状况十分紧张,由于过去信用差,银行不给我们发放贷款,企业已经没有流动资金了。我回家问妻子家里有多少钱,那时因工资低家里没有多少存款,我就做她的工作,劝她把结婚前的存款拿出来。我的妻子参加工作时间早,父母让她把自己的工资都存起来,和我结婚时她已经有了一万元存款,但她从来没想过她的这些存款会是这种用场。

       我又号召职工集资帮助企业共渡难关,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给职工开动员会,和大家座谈,有的车间没有会议室,我就站在车间的空地上把职工集合起来做动员。慢慢地,职工被我的真诚打动了。大家对企业逐渐有了信心,于是纷纷把家里的存款拿出来,有的职工把孩子的压岁钱和存钱罐里的钱也拿了出来,这让我十分感动。工厂正是用职工集资的400万元买了原材料,才运转起来。一年后借款到期,我把本金和利息如数归还给大家。

       做企业最重要的是要对职工好,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我忘不了,最困难的时候还是职工帮着一起度过的,大家都在同一艘船上,唯有同舟共济才有出路,我最关心的还是他们。

       那时候脑子里根本不会想如果失败了怎么办,只想明天怎么办,想不到后天、大后天。当厂长一年,在1994年元月北新的职代会报告上,我说,“93年是我们一天天数着度过的。回顾走过的日日夜夜不无感慨。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我们努力探索,寻找改革创新的道路,领导班子和全厂广大职工一起默默转换观念,共同奋斗,‘ 以厂为家 ’ 把人们的心联结在一起,总厂方方面面喜讯频传,令人振奋鼓舞。”今天回首往事,1978年建厂的时候,工厂未来是什么样,我不知道;1993年当厂长时,这个厂发展成什么样,也不知道;甚至1997年上市的时候,也不确信这个企业能发展成什么样。今天北新能有20多亿平方米的石膏板,做到全球第一,能有这么好的利润,都是通过改革创新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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